近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1期发表学校党委书记冯继康教授学术论文《“第二个结合”形成的历史逻辑》。文章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深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逐渐从被动接受西方文化转变为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代表旧制度和旧文明的传统文化基本持批判态度，毛泽东则主张将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化用到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为我们党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最终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全文如下：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理论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特别是在1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融通和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的历史中，愈加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和地位。

一、西学中源：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通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表现。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开始发生变化，西方文化伴随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大规模传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待异质思想文化，如何在它的冲击下维护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架构，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最紧迫的事情。对此，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集中反映了中西文化交锋初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将对西学的学习重点放在先进工业技术、管理模式和组织方式等方面，而且坚持以中学作为精神层面的指导。这种文化理论强调以中国之“道”御西方之“技”，以中国之“体”统西学之“用”，反映出时人仍对中华文化抱有强烈的自信。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他们多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思想融通，以中国古代思想解读西方文化，竭力构筑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思想文化模式。此时，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范围从器物技术、实用知识等，进一步扩展至治理模式、哲学思想、社会理论等，但他们依然坚持中华文化在本源上的优先性。他们试图论证“西学中源论”，即西方的器物技术、治理方式、思想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在西方被发扬光大。如张自牧就认为，格致学“其源多出于《墨子》及《关尹》《淮南》《亢仓》《论衡》诸书。天文、算学、重学、测量诸家，则本盖天、宣夜及《周髀》《九章》之遗，西人所谓西来法也”。近代学者宋育仁指出，西方的议院制度、学校制度、财政制度、军事制度均合于《周礼》。康有为更是通过创新解释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将西方的民主、男女平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等诸多思想观念放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之中。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往往怀有极高远的社会理想，即由中西文化的一贯性而设想思想一致基础上的社会大融合，也就是大同世界。这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高度包容性，以及含纳异质文化为我所用的创新性。

在注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诸多观念中，将中华文化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相融通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蔡元培认为，社会主义的均贫富精神、和平精神与儒家精神完全相符。梁启超更进一步认为，包括墨家、法家、农家在内的诸子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杜亚泉、钱穆不仅认同中国本就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文化理论，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同样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精神的追求，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蔡元培等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均认同社会主义精神符合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尽管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存在差异，但这也表明，中国革命最终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契合中华文化精神的政治实践活动。

二、学习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倡和继承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各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中，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关注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同样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是新文化运动中坚决反封建、反传统的一派，他们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1923年，《新青年》在宣告自己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宣布，中国无产阶级将“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旧思想旧文化，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以便“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他们在努力寻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时，已经开始认识到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问题。李大钊、郭沫若等人都曾经将共产主义和儒家的大同世界进行比较，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某种契合性。1926年，蔡和森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这里所说的各国实际和客观情形就包含各国固有的文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基本上经历了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吸收，到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历史过程。

当然，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还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甫一产生，便包含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的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通古今”的思想：“‘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1941年5月，他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了当时许多人言必称希腊而忽视中国历史文化的风气，提出要在充分尊重本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些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经常采取引用古语、化古为今等方式，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并对其进行充分阐释。例如，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实事求是，就是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成语“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意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外，毛泽东思想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人民服务等理念，也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联系。毛泽东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躬行实践思想的影响，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和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都对其实践论的形成有重要启示意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反相成”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密切联系。凡此种种，都是毛泽东批判吸收和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的经典例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他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四个时期及其成就和经验，响亮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中，“民族的”属性被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首要地位，正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当然，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也不能全盘接受。毛泽东主张：“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他的基本观点是，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适应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针对当时文化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的状况，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在党的八大上得到进一步强调，并从推动科学艺术繁荣扩展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应该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积极地进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传播工作，使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的文艺形式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这标志着“双百”方针正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批判地继承。他非常重视古代典籍。全国解放后，他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并亲自指定首先标点前四史。他也经常在一些场合提到自己对古代名著的喜爱。1960年5月27日，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他谈到了《孙子兵法》：“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他强调：“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他提出的这些基本论断为我们党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传承弘扬：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应用

邓小平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在最初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时，他就借用了“小康”这一具有强烈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概念。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就已经有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美好愿望，《礼记》《晋书》等文献中也出现了“小康”一词。可以说，小康作为中国2000多年来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已经深深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之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将“小康”与不同的词语进行组合，提出“小康的状态”“小康社会”等新概念，从不同角度赋予了“小康”新的内涵。可以说，“小康”这一概念贯穿了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始终，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邓小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倡，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相连，是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邓小平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要坚定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当然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他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这一说法延续了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体现了党的文化政策的连续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评价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审时度势，突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重视我国民族文化传统。而民族文化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他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这个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其次，他提出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方法论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江泽民从历史文化传统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出发，肯定了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结合时代特点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观点，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提出了新的创见。

胡锦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应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在进一步增强。首先，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提出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念，这些理念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例如，他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就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制定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其次，在文化建设领域，他主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吸取养分。他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足中华文化丰沃土壤，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争奇斗妍的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努力为中华文化书写新的篇章。”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他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成为我们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个里程碑。

四、守正创新：新时代“第二个结合”提出的逻辑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最终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四个讲清楚”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特色，它的提出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从何处来。“四个讲清楚”之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一个逻辑整体，概括地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后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重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2014年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这一认知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的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弘扬和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就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今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自信也一定能够自信的时代，这正是我们党提出“四个自信”的根本依据所在。在2014年2月24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特别对文化自信问题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就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找到了最深厚的基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为深刻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创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同时也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基于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正式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深刻总结中西文明交流历史经验的结果。100多年来，“古今中西”问题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深刻影响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向西方学习并不是要抛弃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外来思想要想在中国大地产生久远的影响，就必须实现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认知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反映出我们对解决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通问题越来越有自信。“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中华民族真正形成了成熟的文化观，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多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终于有了解决的条件。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性的结果。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性认识：“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又讲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把握的基础上，他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这些特性使中华文明具备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使得异质文明在与中华文明相遇时必须适应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科学运用大历史观的结果。习近平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厚重的文明意识，善于从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大趋势出发思考问题。他讲道：“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他始终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就从历史的角度赋予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整体性，肯定了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是整体上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中国。这使我们自觉从历史源头、文化根脉去理解古代中国、认识现代中国、擘画未来中国，真正确立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量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的元素奠定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赋予了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基。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文化使命。而“第二个结合”就是践行这一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蕴和时代价值，不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掌握文化建设领域的主动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